再过几个月，2010届大学毕业生就要离开校园，融入社会了。据学者调查，城市“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七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贫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
　　
　　严格说来，“蚁族”并不算什么新概念，早期的“北漂”等族群，如果遭逢大学扩招的年景，也符合“高知、弱小、聚居”的三大“蚁族”特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嬗变，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大中城市就业，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蚁族”终于成为一个社会概念。
　　
　　“七成以上‘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这个判断蕴含着合理与不合理的多重背景：一方面，中国城市版图日新月异，新市民阶层的壮大、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必然给占绝大多数的农村户籍人口提供了更多“进城”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流动凝滞化，社会结构板结化，使得发展际遇与成果共享很难抵达均衡的目标，阶层分化与贫富悬殊出现了固化的迹象，“龙生龙凤生凤”的父辈差距正在子代身上复制，“贫二代”向上的空间与通道都呈现出狭窄化的倾向。此外，基于制度失衡上的共识长期未能得到现实的纠偏，比如城市中负累过重的年轻人生存成本，比如楼市乱象、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等。当此背景下，如果城市人格偏执，对公共资源与福利骄矜傲慢，对“蚁族”等群体抱有市侩偏见，则更可能从地方性政策上打压其生存空间。
　　
　　来自农村和县城的“蚁族”，带着他们不甘向下的青春，一如古时赴京赶考的书生，指望在相对公平的甄选机制中，实现他们的尊严与梦想。如同商人逐利的本能无可原罪一样，公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也是无可置喙的——至于那些只喜欢去农村度假、而死活不肯离开城市生活的城里人，是没有资格教训“蚁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而我们更广阔的农村，在没有为“蚁族”准备好创业条件和氛围之前，也是不大好意思说“广阔农村、大有作为”的。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种“美好”自然应惠及所有生存并奋斗在城市的各色人群。当然，城市如同容器，份额是有限的、资源是稀缺的，那么，在派发入场券的时候就更为需要一种良性的流动机制，摒弃身份的成见、跳出私利的狭仄，激活才智的创富能力与创新热情。
　　
　　诚然，“蚁族”是人生选择必经的成长路径，这本身不值得煽情或悲悯。然而，当“蚁族”带着他们不甘向下的青春，在城市找寻梦想起飞的公平跑道，我们有必要检视社会环境与制度设计，给他们平等而自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