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来说，即使拥有再多的零花钱，也无法填充他们残缺不幸的情感世界。聂茂无法否认这一点。在过去的两年多里，这位42岁的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成员，在湖南、安徽等省的许多村庄记录下了留守孩子“触目惊心的生存状态”。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一本书，取名《伤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

聂教授靠在椅子上，显得心事重重，他这样阐释那个充满哲学意味的书名：“人们常说，男人是乡村的脊梁，女人是乡村的乳汁。当男人和女人离开乡村，留下的就是一个没了脊梁和乳汁、受伤的、虚弱的农村。”他语气坚定地做出判断：“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可能危及到农村的未来。”

拒绝说话

 “我想，如果我的手受伤了，妈妈可能会回家，因为上次我的手伤，妈妈就回来了，还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要经常伤我……”

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聂茂无法忘记留守儿童带给他的那种痛心的感觉。这位著述颇丰的作家兼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只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出他所了解的那个庞大群体的特征：要么内心封闭、恐惧，要么无法无天。“很少能遇到让你感觉活泼、健康的留守儿童。”他顿了顿，“可能20％都不到。”

绝大多数外出打工的父母都抱着一个良好的愿望：为了孩子。但事实证明，他们把年龄过小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或交给其他亲人看管，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儿童因此受到的伤害远非他们挣的钱所能够弥补的。聂茂对此感触颇深。

他很难相信一个会说话的小孩竟在两年之内不说一句话，但在湖南省涟源市的一个小山村，他们遇到了被村民称作“小哑巴”的女孩。她只有10岁，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老人说，孩子在她的父母外出打工的那一天哭个没完，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眼泪。她像一个很乖的孩子，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大人的指令，也从不违反学校的纪律，只是任何人都别想听到她说话。

对待家里来的陌生人，她常用的方式就是钻进床下，蜷缩在最深处，像一只惊恐的小猫。

她还多次用刀片划破自己的手腕，班主任在她的书包里发现了孩子自残的秘密。她用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在一沓练习纸上写道：“我想，如果我的手受伤了，妈妈可能会回家，因为上次我的手伤，妈妈就回来了，还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要经常伤我……”“但是，看见妈妈，我说不出话，就是说不出，其实我很想妈妈。”

聂茂与他的课题组成员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对留守儿童来说，最首要、最大的问题就是情感缺失，简单地表现为“想父母”。当父母无法满足其情感需求的时候，村里的几只小羊羔，都能成为孩子的情感依赖。

在贵州省赫章县辅处乡的茶花村，一个8岁的小男孩便是这样。当他明白“结婚”的意思后，脱口就问课题组的调查者：“人能和羊结婚吗？”此前，在他的梦境中，羊羔已经取代了妈妈的位置。孩子说，以前想爸爸妈妈，现在不想了，因为想也没用。

在绝大多数小孩眼里，挨骂可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有的留守儿童却能为此骄傲几天，他会带着炫耀的表情告诉小伙伴们，“爸爸在电话里骂我了”。聂茂说：“他就是想向他的同学们传达一个信息——父亲很关心我，这表明他们渴望与父母交流的愿望很强烈。”

聂教授提供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数据：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使得大约60％的留守儿童出现了轻度、中度心理问题。有学者研究了这类儿童（2岁半至11岁以上）的情绪表现，结果是一连串让人感到不安的字眼，比如易怒、自我责备、迷惑、焦虑、悲哀、害怕、无助以及攻击性行为等。

灰色童年

他看到捡烟的小女孩跑到距他20多米远的地方，微笑着把烟蒂塞进了嘴里，眯着眼，像一个老练而饥渴的烟民一样大口大口地猛抽。

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一些农村儿童的人生轨迹，从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朝着大人们最害怕看到的方向滑去。原本天真快乐的童年，逐渐被灰色，甚至血色所笼罩。聂茂和他的同事记录了不少这样的事例，有些“太可怕”的故事，他们不敢写出来，只是在私下的场合讲得某些人面容失色。

下面要提到的这个孩子的行为肯定是众多家长无法容忍的，但她的表现还够不上“严重”。小女孩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和一张油腻的小脸，她旋风般的捡烟的动作引起了厉雷的注意。厉雷是聂茂的研究生，也是《伤村》一书的第二作者。2005年10月12日,在湖南省新化县曹家镇的一个村庄里，他看到捡烟的小女孩跑到距他20多米远的地方，微笑着把烟蒂塞进了嘴里，眯着眼，像一个老练而饥渴的烟民一样大口大口地猛抽。她后来神气地告诉这位研究生，她一天会抽一到三根烟，没烟的时候，捡五六个地上的烟头就够一支了。让“小烟民”略感沮丧的是，她只能吐一两个烟圈，而一些同学却能吐出一连串。

这个烟瘾很浓的小孩让厉雷第一次意识到了留守儿童存在的成长迷途问题。而接下来的发现，让他更加吃惊。在新化县吉庆镇户长山村，有一个12岁的男孩，村民称之为“惯偷”、“万恶”、“能上天的野孩子”。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撇下他跟人跑了，6岁那年，父亲外出打工把他留给了奶奶。聂茂师生印象中的这个苦命的孩子，“个头不高，身材瘦小，长着一双滴溜溜的眼睛”，曾经一把火烧掉了某个村民的一间草房。那年春节，父亲回家，听说此事，把他的衣服脱光，吊在树上，用皮带一顿狠抽，也无法抽掉孩子身上的劣性。父亲一走，他依然是最让村民头疼和需要严加防范的对象。

没有父母管束的留守儿童，犹如脱缰的小野马，一不小心就会坠入犯罪的深渊。2006年，聂茂在湖南省教管所调查得知，1708名在押未成年犯中有654人为农村留守儿童。如此高的比例让这位大学教授震惊不已。

一些孩子，并不懂得什么是犯罪，就犯下了让人无法原谅的罪恶。一个15岁的留守少年，因为没钱上网，用一把菜刀砍死一位老人，从她身上翻出300元，并从死者的冰箱里拿出吃的东西，然后走进了网吧。浙江苍南县三年前曾破获一个号称“七匹狼”的犯罪团伙，7名成员中有6名留守儿童，最大的才16岁，他们涉案300余起,包括收保护费、绑架、抢劫、强奸、盗窃、故意伤害等违法活动，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聂茂用沉痛的笔调形容这些孩子“就像脆弱的星星一样迷失深陷在黑夜里”。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名叫张吉万的留守儿童走进了无数人的视野，并让人鼻子发酸。他年仅11岁，身躯羸弱，却背着3岁的妹妹在飞石不断滚落的路上走了十几个小时，逃离了危险。人们从记者抓拍的图片中看到了小吉万眼神的坚毅和对妹妹不离不弃的深爱，有网友动情地为他献上诗文：“别哭，妹妹，相信我11岁的双脚，不怕地动山摇，相信我12小时的奔跑，我在你就在！”

在突发性的灾难中，留守儿童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对象。聂茂因此为张吉万兄妹感到万分庆幸。他们开展历时两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就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2005年5月31日深夜，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暴发山洪，12名儿童被夺去生命，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时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的吴奇修由此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责令团省委着手开展专题调研。

但是，危害到留守儿童安全的不仅仅是天灾，更有人祸。尤其是留守女童，她们很容易成为被猥亵、被虐待、被诱奸、被强奸的对象，而丧尽天良者可能是某个面容和善的邻居、向她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甚至与她血脉相连的叔叔和爷爷。这其中的悲惨故事，聂茂不忍叙说。

失去活力的乡村

 “那个热闹而快乐的农村生活，看来是永远失去了。”

一个被研究者广泛引用的数据出自2005年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支撑这个结论的现实已把聂茂心中的农村形象击得支离破碎。这位出生湖南农村的城里人，做过记者，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经固执地认为，农村是最有诗意的地方。而今，展现在他面前的许多乡村，已经失去了活力，变得苍白而空洞——青壮年大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主要是老幼病残。聂茂说，农村的新房确实越来越多，但有不少只是作为“面子和安慰”空置在那里，他们的主人选择蜗居在城里某个蚊虫乱舞的简易房里。他很悲伤：“那个热闹而快乐的农村生活，看来是永远失去了。”

和那些郁郁寡欢的留守儿童相比，他觉得自己的童年“简直是太幸福了”。尽管，他家“穷得不得了”，以至于母亲生下的10个孩子最终只留下了5个，有的饿死，有的送人，但小聂茂还是过得“很有意思”，他和同伴们一起游泳、打群架、搞恶作剧，内心没有一点恐惧感。回到家，给父母挠挠痒、扇扇风，或者趴在他们的腿上听故事，在星空下迷迷糊糊睡过去。“只要有父母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不可怕，父母就是我的天和地。”他说，接着叹了一口气，“现在的留守儿童没有天地，无依无靠啊。”

大量的事实表明，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常常还是外出的父母，父母离得再远，其他监护人都很难占据这个核心的位置。“你最想要什么？”课题组的成员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些孩子，往往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爸妈回来就够了。能和父母短暂的相处一段时间，成了留守儿童一年中最奢侈的享受。但是，有此待遇的孩子并不多，在他们外出打工的父母中，还有一半以上的人，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选择回家一次。

电话似乎成了维系两代人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但聂茂对它的效果也很不乐观。他们有一个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后者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的时间平均不会超过8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人的主要交谈对象还是小孩的监护人，大都是泛泛而谈，毫无针对性的嘱咐。

在很多父母看来（简单而无奈），对孩子最好的弥补就成了“多给一些钱”，尽管那些钱可能会被送进网吧、游戏厅或者换成烟酒。

亟待开展的“系统工程”

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描述一些留守儿童的感受，并引起他们的共鸣，其实很难，聂茂希望，孩子们这种灰色、沉重的生活状态被展示出来，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来思考：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很多时候，他常有无能为力之感。

目前，他能做的，除了大声疾呼“留守儿童不是某个家庭的问题，他们属于全中国”之外，就是和《伤村》的另外两名作者商定，把该书所得的首印版税全部捐给贫困的留守儿童们。

人们喜欢用“系统工程”来形容解决某个问题的复杂性，“留守儿童”就是如此。现实总让人感到忧虑。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聂茂认为，留守儿童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家长、学校、监护人、村干部和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它的“事故”发生率。他设想，“如果留守儿童的工作能像计划生育那样实行一票否决制，那就太好了”。在他的心中早已建立起“儿童乐园”，它们分布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每个村庄，由政府的专项资金负责，有专职的辅导老师陪着孩子们在各种娱乐设施中尽情的欢笑。

聂茂力图去发现留守儿童中令人欣慰的一面，他没有失望而归。确实有不少自强不息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自己的天空，他也了解到许多善良的、富有爱心与责任感的个人和组织给了留守儿童贴心的关爱。

比如湖南省浏阳市的山田中学和它的老师们。聂茂主张把学校作为开展留守儿童工作的突破口，就是从中看到了希望和信心。记者赶到了这所被群山包围、声名远播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它关注留守儿童成长的做法被外界誉为“山田模式”。遗憾的是，前来参观者众多，而仿效者依然寥寥。

学校有700多名学生，留守儿童占了40％，他们中有139人除了分布在常规的班级以外，还是43个“亲情家庭”的成员，“家长”由学校的老师自愿担当。

一名12岁的四年级男生，曾有过多年流浪经历，8岁那年才固守在奶奶身边。如今，贴在他的床头的小卡片表明，男孩有一个飞行员的梦想。记者夸他语言表达流畅，他笑了起来，大大方方地说：“我以前说话吞吞吐吐的，心里总有恐惧感，后来慢慢好起来了。”他与“亲情家庭”里的几个孩子经常一起打乒乓球、互相交换看过的书，“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男孩与他的父母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的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坐在乒乓球台附近的一块石头上，他抬起头，望向远处，神情忧伤地说：“爸爸妈妈还不回来，我就长大了，他们会不认识我了。”